頭櫃,是解放前“國藥”(即中藥)行中的“高級職稱”作為那個時代該行業中的表率,他們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和練就的種種絕技,在今天看來仍然令人感嘆不已。舊社會的藥工,社會地位很低。
如果說“醫”還能與算命賣藝的一起被劃入“下九流”之列的話,藥工連這種“幸運”也沒有,隻配被人叫做“抓抓匠”。不是生活萬般無奈的人傢,一般不願將子弟送到藥行中當學徒。在藥行中學藝很苦,從切藥制藥到辨藥抓藥,既是勞力活又是技術活,稍有不慎還會惹出人命,去坐班房。1944年,成都順城街的“王雲風堂”藥店中,有個叫葉培森的藥工,誤將砒霜當成貝母粉配給瞭病傢,致人以死命。盡管這傢藥店的老板—當時很有名氣的“王小兒”王樸成,是成都第四區(即北區)的區民代表主席,他托瞭不少頭面人物說情,還出瞭一筆錢安撫死者傢屬,但葉培森還是以“過失殺人”的罪名被判瞭三年徒刑。所以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說法,說藥工這一行是“披著紅衣找飯吃”所謂“紅衣”即指犯人穿的囚衣。
藥工的工資也很低。藥行內等級很分明,除學徒之外,刀房內分頭刀二刀,櫃上也分頭櫃二櫃和尾櫃。頭櫃的薪水每月是八鬥米,二櫃是四鬥米,一般的藥工則隻有兩鬥米。這樣的薪水連自己都養不活,哪裡還談得上養傢糊口娶老婆,所以直到解放初期,成都藥行中80%的藥工沒有傢室。行業中還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前世不孝爹和娘,今生來到藥材行,白天吃的豆芽菜,夜晚睡得無腳床。”
但是藥工們也有自己的奮鬥目標。由於頭櫃薪水相對可觀,又是藥工中唯一能夠擺脫“抓抓匠”身份,升為掛牌“太醫”的人,因此也就成瞭同行中人人向往的奮鬥目標。可是要達到這一步又談何容易!一般說來,頭櫃都是“一根筍”出身,即由本行業的學徒開始,節節升上來的具有15年工齡以上的老藥工,在藥店中的地位,相當於今天的營業部主任。他不僅要懂得藥行中的全套技術,能熟練地分辨出七百多種藥材和制劑的真偽優劣,熟知每味藥的藥理藥性、配任禁忌、炮制加工、正名別名俗名等等,還得要懂醫。頭櫃的醫術,相當於現在一個中級醫師的水平,能背出上百個方劑湯頭,對大病能夠當參謀,對一般的內外婦兒雜癥,則可以“問病抓藥”直接處方。頭櫃還負有“審方”的責任,若有犯瞭“十八反”、“十九畏”及妊娠禁忌,用量誤差的處方,他可以糾正甚至拒絕配方,以維護病傢性命和本堂的聲譽。頭櫃因為要廣聞博記和豐富的知識,一般都要求初通文墨,甚至達到中學文化水平。這在當時文盲占絕大多數的藥行中,寥若晨星。因為藥店的生意多靠頭櫃維持,還要求他能說會道,處事機敏,有定的活動能力。當然,要從一個普通藥工升上“頭櫃”,最重要的還是要跟上一個身懷絕技的好師傅,並獲得他的信任,授以真傳。可是當時大凡有些能耐的藥工,都因為種種原因不肯將絕技輕易傳人,從而留下瞭諸多遺憾。
如今上瞭點歲數的人們,可能都知道早先有一味叫做“紅曲”的中藥,那是用濕米發酵做成的食藥兩用制品。在藥用上常將它用於感冒時的發汗,“悶疹”時的發疹,食用則專用於紅豆腐乳和香腸等醃制品的染色發酵,效果十分理想,當時成都中藥鋪裡用的紅曲,全由龍泉驛大面鋪一個姓張的藥工制作。他身後無子,隻有一個百般體貼的女兒。但老頭子卻恪守著“傳內不傳外”的規矩,平時一切打雜活路都任女兒操作,一到發酵試溫的關鍵時刻,就將濕米端進臥室,不讓女兒沾手。臨終之前無論女兒跪在床前怎樣苦苦哀求,老頭子就是不肯講出其中的奧秘。老藥工去世之後,其女反復嘗試揣摩,終因不得要領,未能做出合乎標準的紅曲。這味在今天看來仍可能是前途無量的純糧食制成的中藥和食品添加劑,就這樣失傳瞭。
親生女兒討教都這樣困難,更不要說一般的學徒瞭。當然,大多數師傅還是願意傳授技術的,但受傳之人也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師傅經過多年的培養觀察,確定瞭繼承人之後,往往選定某個初十五的晚上,將徒弟帶到鬼氣森森的城隍廟,當著城隍菩薩的面問他:“你身後有人嗎?”徒弟回頭一看沒有人,便答道:“身後無人。”師傅聽瞭這句話,才開始傳授。這實際上意味著受傳的徒弟已在城隍菩薩面前立下瞭誓言:自己為瞭得到師傅的真傳,寧願今生今世不要子嗣,以遵循“法不傳六耳”的行規。這也許是當時許多藥工不成傢的另一原因罷。
即便得到師傅的真心傳授,加上自己的勤學苦研,練就瞭十八般武藝,有朝一日被聘上瞭頭櫃,還得過好“亮框”這一關。這“亮櫃”,即藥鋪開張前一晚上的“預展”。一陣鞭炮響過之後,已得到行內師傅們的首肯,剛剛受聘的新頭櫃往藥櫃前一站,立即便有人前來“討教”。或者是拿來一副號稱“寸茸寸價”的鹿茸,請你用手一捋,立即說出是花茸還是血茸,老嫩如何,哪一寸值哪種價格;或者是有人來買“麥冬船”。這種“麥冬船”當時專供有錢人傢的太太們冬天和人參一起泡水喝。小小的麥冬,被三刀劃開,泡在水中呈優美的船形,既有利於漬汁浸出,又是可供觀賞的藝術品。按照當時的規矩,它隻能由頭櫃來制作。當然,也可能有人來請教頭櫃先生,為什麼“小柴胡湯”中的柴胡隻用飲片即可,而疏肝解鬱的“道遙散”中,柴胡則須用醋炙過?…還可能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什麼也不問,隻來看看櫃上碼的包藥紙。這些包藥紙16開、32開甚至48開不等(舊時揀藥每一味都要用小紙包好,還要附上“仿單”,說明其性味主治),都要由頭櫃裁好,在櫃上碼成一公尺左右的“垛子”。到時候如果碼不起,或者碼起瞭但不是方方正正的“一顆印”,而是伸一截縮一截的“豬下巴”,看者便會拂袖而去,還甩下一句牛都踩不爛的話:“紙都裁不好,還配當頭櫃麼?”
如果過好瞭“亮櫃”這一關,就可以松口大氣瞭。須知這些問客們,十有八九是同行中不服氣的師兄師弟們。
經過如此磨練篩選,能夠脫穎而出當上頭櫃者,在藥工中不過千分之七八。作為一種高檔次的技術人才,他們分別受聘於成都的幾傢“不二價”藥鋪中。所謂的“不二價”藥鋪,是指資產殷實、藥品門類齊全、信譽較高的老字號大藥鋪,當時約占成都街頭藥店總數的三十分之一。它們分別是鹽市口的泰安堂、暑襪街的泰山堂、提督街的蕭集翰、北大街的惠安堂、西大街的渡世舫、現紅星路口的同仁堂、四川賓館附近的萬全堂、東大街的生計堂、走馬街的蕭長興藥鋪等。這些藥鋪一般都是前店後坊,既要抓藥配方,又要自制丹散膏丸,還要經營參茸膠桂等補品。所謂“不二價”的意義,不僅意味著藥品的價格不討價還價,還意味著該店的經營作風、藥品質量全都沒二話可說。這些藥鋪的聲譽,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靠著兢兢業業的頭櫃來維持的。
抗戰前,成都藥行內有號稱“三山一龍”的四大著名頭櫃。“三山”是指蕭長興的黃壽山,渡世舫的張寶山,泰安堂(抗戰時被敵機炸毀)的全友山。這“一龍”姓黃,受聘於泰山堂藥店,以刀功好而著名。他能把“枳殼切來不現邊,白術切來飛上天,桑枝切成丫鵲(喜鵲)翅,桂枝切成五梅花(兒)”。那些苦澀不堪的根皮枝果,一經他的刀下,竟變成瞭賞心悅目,令人驚嘆的藝術品。這在今天看來真有些令人不可思議。
當時藥鋪都從藥市上買藥,其中假藥不少,而且大都在名貴藥上做手腳,辨藥便成瞭頭櫃們的基本功,生計堂的頭櫃古紹舟,就以善辨藥而出名。有人想試試他的深淺,便在一個月黑之夜,攜來一包朱砂求售。對於這類貴重藥品,當時藥行內有“夜不觀寶”的說法。更何況朱砂屬於“神仙難辨”的“面面藥”(粉劑)之列,極易被混入其它礦物質甚至是紅磚的粉末,加上晚上燈光昏暗,弄不好就要上當,賠錢不說,還會有損自傢的聲譽。可是古紹舟知道這是同行們在考他,不能推辭。他略加思索,就搓瞭根紙捻,用捻尖蘸起一點朱砂,湊在油燈上燒。那朱砂立即發出嗶嗶剝剝的響聲,還有一種怪味。古紹舟根據聲音、火苗顏色和氣味,立即判斷出這是一包成色不錯的朱砂,當即買瞭下來。現在看來,古紹舟顯然是利用朱砂這種汞制劑在燃燒時的種種特征來辨認的。可是在當時,這一切全靠自己去鉆研琢磨,能掌握這種火候很不容易。
解放前中藥材沒有統一的規范化管理,醫術又大都是師徒口耳相傳,各立門戶,互不往來,使得藥材的名稱十分混亂。例如大黃有“川軍”“將軍”等14種別名;附子的別名也有“炮天堆”“鼓鼓片”等十多種。有的醫生或者是故弄玄虛,或者是孤陋寡聞,使用藥材的民間俗稱下處方,叫人百猜不透。當時有人給四川的一個軍閥開瞭張處方,其中有一味叫做“川圓”的藥,誰也不知道是什麼。跑遍瞭西南地區的大藥店,無人敢接這張單子。那軍閥不死心,派人將處方送到蕭長興藥店,頭櫃周培基拿到這張單子後,便斷定這“川圓”既不是指四川出產的桂圓,也不是其它什麼四川特產的稀有之物,而是用於殺蟲的川揀子,又稱金鈴子,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瞭!這張處方終於在蕭長興藥店中揀齊瞭,周培基在藥行內外,贏得瞭一片贊譽之聲。
在那個風雨飄零的年代,頭櫃們歷盡人間滄桑,練就一身的本事,其目的不外乎兩個:一是掙個好名聲,二是掙份好傢業,以安度晚年。可是往往連這樣起碼的目的也難以達到。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興,可是蔣介石忙於抓丁派糧打內戰,使得物價飛漲,件藥工上櫃穿的海蒼藍佈長衫子,要花去他們整整20個月的工錢。到瞭1947年,成都這個著名的商業古都,已經是百業蕭條。老板們不但不給藥工們加薪,以應付居高不下的物價,而且還隨意解雇工人,甚至包括頭櫃們在內的老藥工。曾經在藥行內享譽時的“三山一龍”之一的黃壽山,由於生活無著,在貧病交加之中掙紮,使得藥行中的後輩們十分寒心。他們終於串聯起來,自發組織“成都國藥業技工會”,向政府請願。工會由成都市東南西北中五區的藥工薦出徐楚江、劉國泰等五人為代表,提出瞭“提高工資、增加福利、不得隨意開除工人、過年要發紅包”等要求,並宣佈罷工三天。對於這次罷工請願,當時的舊政府認為是“非法的,”因為“抓抓匠”根本算不得什麼“技工”,怎麼能成立工會?分明是受“異黨”的指使在聚眾鬧事,因此仍沒有好結果。
直到解放後,藥工的社會地位才起瞭巨大的變化。1951年,成都市成立瞭總工會,馬識途同志任首屆工會主席。當年“鬧事”的代表之一徐楚江當上瞭國藥工會主席,他一上任,立即帶瞭50斤大米和棉被等慰問品,去看望重病之中的黃壽山,以後又代表工會組織主持瞭這位名噪一時的藥行前輩的追悼會。1957年,身為“抓抓匠”的徐楚江,有幸登上瞭四川醫學院藥學系的講臺,以後又繼續深造,現任成都中醫學院藥學系教授和四川省藥學會理事。每每談及舊社會的藥工生活,徐教授總是感慨萬千。他希望今天的人們,不要忘記瞭那些在艱難的生存競爭中為祖國的醫藥事業做出瞭重大貢獻的老藥工們,尤其是他們那種感人至深的敬業精神。